中国历史的

文明价值

陈致平

 

　

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，都有它的价值；不过一个历史悠久而文化丰富的民族国家，其历史价值当更值得重视。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价值，也往往就是这个民族国 家的历史特征。中华民族历史，有四个值得重视的特征：一个是几千年来中国有一套好的史官制度，一个是中国史料的丰富与绵密，一个是中国历史本身的独立性与 完整性，一个是绵亘在中国历史中，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，它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与民本观念。

 

一、中国悠久的史官制度与史官精神

 

中国自有历史文化，便有了史官。唐朝刘知几的史通，有一篇讲“史官建置”，内容详述史官制度的缘革。据史通、古史世本、汉许慎的说文序，与唐杜佑通典，都 说：史官之制始于黄帝而“仓颉沮诵实居其职”。在四千几百年前的黄帝时代，是中国历史的传疑时代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开端时期。根据传说，仓颉沮诵既是 黄帝的史官，却又是创制文字的人。许慎说文解字解释“史”字说：“史，记事者也……”  古史（ ）字，便象征一人手中执策而记事⑤就是古代的史官。上 古史官记录的不过是帝王的言行、祈祷、战争、狩猎一类大事，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。上古史官也就是最早创制文字符号与懂得使用文字符号的人。所以文 字、文化与史官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同时开始的。尚书里许多原始资料，都是出自上古史官的记录。到了秦前三代，史官的故事渐多。据说孔甲、终古是夏朝的史 官，尹逸、向挚是殷朝的史官⑥。这类故事，还都是来自传说，不能算做信史。

可是自从发现了殷墟甲骨文，我们得到了商殷直接史料的证据，证明了在商朝确已有了史官。经甲旨文学家的研究，研究出为殷王作卜辞的“贞人”，大都是史官。在卜辞中所见殷代官名，以史官为最多。如“尹”“卜”  “工” “史”  “卿史”  “御史”都是史官的官名，说文里的“史”，周秦的“御史”，早在商朝的甲骨文里已经有了⑦。 原来在上古时，巫、祝、卜、史这类官职，其职务往往不分，分工是越往后才越细的。当时的巫也可以称巫吏，祝也可称卜祝，而太卜也可称太史。史官都兼通天 文、气象、占卜之术，他们一方面为帝王作简单的言行纪录，一方面也为帝王占卜祈祷，和观察天文历象。这就是司马迁所说：“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”⑧，这也和古埃及巴比伦历史之出于“祭司”者，其意义相同⑨。

这种卜祝史不分的上古史官，演进到周朝，逐渐脱离神职而人事化，而专业化。史通称：“史官之作肇自黄帝，备于周室。”周朝王室的史官，见于记载的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、左史、右史⑩， 太史掌邦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御史掌万民之治令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左右史经常跟随在周王左右，记录周王的言行， 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书之于简牍。周代王朝的史官，不仅完备，而且职掌范围很广。除了纪录史事之外，有些史官还要管理国家的文书法令、档案文献等。王朝之 外，各国诸侯也都有史官。春秋时齐太史、晋董狐、楚左史倚相，都是闻名国际的史官。孔子所著之春秋，便是根据鲁史官的资料写成，就是左傅所根据的资料，也 是出白鲁史官。鲁昭公二年，晋韩宣子出使到鲁国，参观鲁太史的藏书，看见易象与鲁春秋，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，足见鲁史官藏书的丰富。西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 王与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，秦王请赵王鼓瑟，间头叫史官记下：“某年月日，赵王为秦王鼓瑟。”接着蔺相如请秦王鼓缶，也叫史官写道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 鼓缶。”孟子说：“晋之乘、楚之筹杌、鲁之春秋”，都是各国史官所记国史的别名。后来晋太康二年（西元二八一年）在汲冢中所发现的古竹书纪年，就是战国时 魏国史官所写的编年史，从夏朝开始记到魏安厘王时，前后一千多年。不仅列国的诸侯有史宫，就是诸侯之下的卿大夫也有史官。晋国的赵鞅有史臣书过，操简笔于 门下。齐国的田文，每逢坐对宾客，有史官站在屏风后作记录。

到了秦朝，统一中国，设置了太史令一官。胡毋敬曾为太史令，与李斯共同修定文字，作博学章。汉朝沿用秦制，仍设太史令，秩六百石，属太常卿。汉武帝用司马 谈为太史令，谈死，子迁继之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作自序，自称其先世在周室为太史，世典史职。汉制天下献书，都要送与太史令参考。司马迁之所以能作史记，正 以他身为太史，能看到国家保藏的大量史料。到了王莽的时候，又仿照古制，令史官站在殿庭柱下，听政事，作纪录，称为“柱下五史”。东汉初年置令史于兰台， 从事修史，称兰台合史。章和以后集中图书于东观，集中史臣于其中，从事著作。到魏晋时，正式设置“著作郎”，从事著史。南北朝时，著作郎外又有修史学土。 从元魏开始，又设置起居舍史，修“起居注”，专记天子的言行。传到唐朝，特设起居舍人二员，起居郎二员，每逢天子临朝，站在阶前柱下，郎居左，舍人居右， 延首而听，退而缩录成为起居注。

从唐朝起，开馆设监，由官家集多数人的力量，合修国史，遂开史馆之制。史馆由宰相作监修，吏官除著作郎、起居郎、起居舍人外，又有修撰、直馆等职。著史通 的刘知几便做过修撰。唐代修史的程式繁重，尤其在贞观到开元的这一段时间，制度最为严密。从武后时起，宰相要撰“时政记”，又据“起居注”与“时政记”合 撰为“日历”，详记某年某月某日之事。到了一朝皇帝死后，再根据“日历”编为“实录”。最后再合几朝“实录”，整编为国史。史馆到宋朝更加扩大，分国史院 与

实录院，史官有提举，有监修，有修撰，有编修，有检讨，有校勘等。其起居注、日历、实录的制度，都缘袭唐朝。这种制度后来历辽金元，一直相传到明清之末。 这以上是约略说明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套史官制度，从四千几百年前的黄帝传疑时代，历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，一脉相承，绵绵不绝，一直传到近代。这不能不说是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征。

在中国的史料中，能有一套绵密而有系统的正史，这与中国的“史官、史馆”制度，有密切关系。但是这种御用的史官和官办的史馆，他们会不会包庇帝王专代政府 发言，而歪曲了历史，使历史知识与历史本身发生了远大的距离呢？这种情况是势所难免，可是在中国古代，另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与制度，来纠正这个偏差。

原来在上古的史官，乡是专门职守，终身事业，而且父子兄弟相传。史官必须忠于他们的职责，必要时须以身殉职。这种精神，可以称为史节。史官不能徇私情，或 为金钱势力的利诱威胁而改写历史，这种观念，可以称为史德。史官要有史节史德，才能保持历史的独立性，使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。史官是直接对历史本身负责， 而非对君主权贵负责，纵以天子之尊，亦不能干涉史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历史上有几桩故事可做说明。

在周灵王二十四年（西元前五四八年），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他的君主齐庄公，齐国的太史便将这事据实直书曰：“崔抒弒其君。”崔杼大怒，便将太史杀死。太史 的弟弟继承兄职，依样直书，崔杼又把他弟弟杀死。太史的第二个弟弟，还是一样，崔杼再把他杀死，于是一连杀死了史官兄弟三人。那知轮到了太史的第三个弟 弟，依然不怕死，依然照实直书，崔杼莫可奈何，终于屈服在正义之下，不再干涉。这时齐国还有一家史官南史氏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唯恐历史失传，手持简笔前往纪 录。行至中途，闻知太史的四弟得存，历史纪录未改，遂欣然而返。又一桩事是在周匡王六年（西元前六O 七年），晋国发生内乱，赵穿杀死晋灵公，时晋国当权者为趟穿之兄正卿赵盾。灵公被杀后，赵盾迎立晋成公为君，也没有追究杀君之事。晋国的太史董狐认为这事 应由赵盾负责，乃在史册上直书“赵盾弒其君”。赵盾见了不服道：“我又没有害死君主，怎么说我弒君？”董狐遗：“你身为正卿，事变时你藏起来，事后又不追 讨杀君之贼，则弒君的责任你不负谁负？”后来孔子读史至此，叹道：“董狐古之良史也!”宋朝殉国的文山公，也特别称颂这两桩事，就是他正气歌中所谓：“在 齐大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”另外一段，是关于起居注的故事。唐置起居郎与起居舍人，记录天子的言行，谓之“起居注”。主持起居注的史官，称知起居注事。唐太 宗贞观十六年（西元六四二年）谏谈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事，太宗询问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。褚遂良道：“史官书写人君言动，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观看。”太宗问 道：“朕有不善之事，你是否也记下？”褚遂良遗：“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!”黄门倚郎刘洎在一旁说道：“即是遂良不记，天下人亦当记之!”太宗叹道：“诚 然！”后来宰相房玄龄监修国史，太宗问他：“前世规定史官所记不许人主得见，是什么道理？”玄龄遗：“史官的责任是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恐人主见而愤怒，干涉 史官。”谏议大夫朱子奢道：“恐开后世史官之祸，如史官全身畏死，则悠悠千载之下，还有可靠的历史么？”在唐文宗的开成初年，有一天文宗和宰相议事，看见 起居郎郑朋执笔站在一边作记录，文宗要索取观看，郑朗拒绝，并引述太宗与褚遂良朱子奢的故事，文宗说：“朕恐平日言语不合治体，想要参看起居注以便改 正。”郑朋不得已而献之。后来到开成四年，魏暮为起居舍人，文宗又要索阅起居注，而魏暮坚持不许，文宗乃引郑朋之例论：“朕曾经看过。”魏暮说：“这是史 官失职，若陛下常阅记注，从此史臣执笔，必有回避，后世何以能有信史!”文宗只得作罢。

这几段历史的记载，并非孤立的例证。我们从这些故事的后面看出一个长时期的观念和制度，在这个观念和制度中，表现出中国史官的独立精神。我们不能说中国过 去的史官，都不受帝王的干涉；也不能说中国过去的历史都靠得住；但起码有这样一个观念，这样一种制度，已经多多少少保持了我们历史的相当正确性。仅止这个 观念制度本身所代表的意识价值，已值得我们非常重视。

 

二、中国史料的丰富与绵密

 

中国的历史悠久，而史料绵密。从黄帝传说到民国纪元约四千六百多年，自甲骨文发现，以商殷为中国“信史”的开端；据甲骨学专家董作宾先生的推算，从商汤建 国（西元前一七五一年）到民国纪元是三千六百六十二年；从盘庚算起（西元前一三九八年）到民国纪元是三千三百零九年；从周武王伐纣（西元前一一一一年）到 民国纪元是三千零二十二年。再根据史书的纪载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周召共和元年，为中国历史纪年之始（西元前八四一年）到民国纪元是二千七百五十二年， 明白有年可考。从孔子春秋编年，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（西元前七二二年）到民国纪元是二千六百三十三年，明白有年有月有日可考。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（西元前四O 三年）封韩赵魏为诸侯，是战国的开端，也是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，到民国纪元是二千三百一十四年，秦始皇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开始， 到民国纪元是二千一百三十二年。几千年来，史料密切衔接，一丝不断，一部廿五史，历历如贯珠，在全世界的历史上，真是少有，这是史料的绵密。至于史料的丰 富，古人所谓汁牛充栋，一部四库全书，可以说都是史料。章学诚说：“六经皆史”——尚书不用说，那是上古史料；春秋是鲁史，诗经是上古歌谣，自然也是史 料；礼经包括上古礼仪制度政治思想，也是史料；易经虽为卜卦之书，而易传中亦包括很多史料；乐经有无，成为问题，但乐章与诗相配合，也算做史料，这是经 部。子部包括历代哲学家的著作，集部包括历代文人学者的著作，章学诚说：“集者一人之史也。”我们知道，要研究历代的学术思想与文艺，必须要从子部集部中 找资料，所以经史子集四部的书，广义说来，都是历史。所以章学诚说：“盈天地之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。”我们现在单看史部的书籍。唐刘知几史通把史 书分为尚书、春秋、左传、国语、史记、汉书等六家；六家之外，又列十类。隋书经籍志，分史书为：正史、古史、杂史、霸史、起居注、旧事、职官、仪注、刑 法、杂传、地理、谱系、簿录等十三门。清修四库全书分史部为：正史、编年，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载记、诏合奏议、职官、政书、传记、时令、地理、目录、 史钞、史评等十五类。按体例来说，则有正史的纪传体，如二十五史；有以时为纲的编年史，如春秋、通鉴；有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，加通鉴纪事本末，宋史纪事本 末；有以国为纲的国别史，如国语、十六国春秋；有以人为纲的傅记，如孔子编年，高士传；有专记朝典的，如汉宫仪、唐六典；专记地理的，如元和郡县志、太平 寰宇记、水经注等；有专记风俗的，如荆楚岁时记；有专记职官的，如历代职官表；有专讲姓氏的，加古今姓氏书辨；有专讲金石的，如集古录、金石录；有专讲名 物的，加茶经、酒经、广群芳谱；有大规模的政书，如三通九通、与各朝会要；有专讲史法的，如史通、文史通义；有讲历史批评的，如廿二史札记、十七史商榷。 其他如古史、杂史、别史等，更是种类繁多，还有“地方志”“家族谱”“公府档案”“碑帖遗迹”等，则不胜列举。他们的份量，举例来说：如清干隆间所钦定的 二十四史是三千二百四十三卷，加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而成二十五史，恰为三千五百卷；一部资治通鉴是二百九十四卷，续资治通鉴是三百二十卷；七纪事本末是二 百九十七卷；历代名臣奏议是三百五十卷；大清一统志是五百卷；至如九通则为二千二百三十七卷，真是汪洋浩瀚。这所举还是自清代以前的旧史书，近代的著作还 不算。当然这些书，其中不免芜杂重复，有好有坏；然而它总是几千年来文化累积的资木，我们要认真去探索，真是如入宝山，目不暇给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份资本 的雄厚。这中国史料的悠久丰富与绵密，是中国历史的第二项价值。

 

三、中国历史本身的独立性与整体性

 

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背景，使中国历史文化本身，自成一个体系，自成一个单元，而构成中国历史的独立性与整体性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可以分为种族的、区域的、与文化的三项背景。

先说种族的背景。中国人种实在是渊源于本土的，绝近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，已经证明，从几万年前中国人就居住在中国的本土上，中国是中国人的老家。从旧 石器时代，到新石器时代，到铜器时代的文化，都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演进的。中国人虽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，但是以一个主要的民族为中心，搏合其他种族而 成。上古的中华民族是以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夏族为中心，搏合同化其附近种族，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汉族。以后两千多年，以汉族为中心，再不断的吸收同化其他种 族，这样前后经过长时间血缘文化的交流而构成现代的中华民族。所以除了极少数的边疆民族之外，中国人的体形、肤色、语文、风俗、习惯，都大致相成（参见下 节）。而这个庞大的民族，又是始终居住在同一个自然区域之内，遂形成这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与整体性。

其次讲到区域背景。中华民族与其文化，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扩展到长江流域，再扩展到珠江流域。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这块区域，居东亚大陆的北温带，气候 适宜，物产丰富，山环水绕，地灵人杰，正是一个文化的温床。就在这个温床里，培养出中华民族的高度文化。围绕在这块区域的四周，东面为大海所阻，东北一带 高山，西北是荒寒沙漠之地，西南是横断山脉和一片古称蛮烟瘴雨之区。散居在这些边区的邻族，都是文化落后的民族，于是天然地形成了一个文化隔离圈。中国人 就在这个隔离圈的中心，自我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文化。中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，故很早便自称为中国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，中国人视四方民族皆为戎狄蛮夷之邦， 而与远域的文化相隔离。直到满清中叶，海运开辟，才正式接触到西方文化，而打破了这个藩篱。

这个种族发展的背景，加上这个区域环境的背景，而产生了个自成系统的中国文化。而又以这个文化为背景，互为因果的促成中国历史的独立性与整体性。这其中，有三个主要的文化因素：一是文字，二是行政制度，三是学术思想。

中国文字在世界上是独具一格，它是一种单音独体，而具备有形、音、意三种符号的文字，这种文字从创制到现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这种文字的特性是运用灵活而 结构优美。以这种文字所组合成的中国文学，特别具有发挥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力量。因之这种文字不仅为汉人所珍爱，亦为边疆其他民族所羡慕。所以许多入主中原 的异族，如北朝的鲜卑人，金朝的女真人，清朝的满洲人，他们都不惜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文字而采用了中国的文字，结果遂与汉人同化。中国人就凭借着这种文字的 力量，统一了中华民族，使中国民族文化成为一个独立而整体的单元。

中国自秦汉时脱离封建制度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，所建立的一套行政制度，后来虽时有变革，但在原则上是始终一脉相承，一直沿袭到近代。在这套行政制度 中，促成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，有两项最重要的制度。一是从秦汉后所实行的郡县制度，一是选举制度中从隋唐后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。郡县制度变封建为流 官，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直接贯澈于地方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扩张而统治了整个的中国。科举考试制度则打破了一切贫富贵贱的阶级，凭才学而取士。用统 一的方法，统一的标准，统一的文字，统一的教材，来为国家选拔人才。在这种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中国知识份子，在思想意识上自然地殊途同归，使庞大而复杂的中 华民族的领导阶层，自然地走上一条共同的文化道路。

第三项因素是学术思想：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，白汉武罢黜百家表彰儒术之后，儒家一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之中心。它不仅影响了汉族，并且影响了边疆种族，成为在精神上团结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大力量。这在下面再加以说明。

 

四、潜在在中国历史中的人道精神与民本观念

 

儒家思想，始终是中国历史里的一个潜在力量，它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知识份子的意识，儒家思想并非完全创自孔子，不过到孔子而集其大成，孔子的儒家思想实以 周代的礼教为其背景。所以孔子之前的儒家可以说是儒家的前身，孔子之后的儒家，可以说是儒家的后身。在孔子之前的一部份历史经验与历史观念，常被提供为儒 家思想立论的根据，如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与孟子中的种种历史引证，这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因。在孔孟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又顺着孔孟的思想而发展，成为 儒家的后身，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果。这其中的种种因果又互为循环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我们综合前身的儒家思想与后身的儒家思想，认为其中与历 史影响最大的，是儒家思想裹的两项基本观念，一为“人道观念”，一为“民本思想”。这两项观念绵亘在几千年中国的学术思想之中。

中国的历史演进，从殷人尚鬼进化到周朝的礼教制度，已由神道社会进化到人道社会。我们分析周朝礼教的内容，完全以人为本，是一个高度的人伦秩序人文文化。这个人伦秩序，人文文化，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基础，所以孔子说：“郁郁乎文哉! 余从周。”而孔子的学术思想，一言以蔽之，也就是一套人道思想。所以我们的祖先，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，就已经脱离了神权社会了。从周朝以后，中国的社会， 尤其中国的知识份子，对于宗教观念，物权观念，都很淡薄，而重视人道，重视伦理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，尽管有政权的战争，有种族的战争；（此世界各国皆有 之）但却没有宗教战争，也没有掠夺奴隶的战争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政治的演变，尽管有光明的时候，也有黑暗的时候；但在政治观念上，时时不忘人道的价值。人就 是人，既不是物，也不能依赖于神，所谓“万物之性人为贵。”“人定胜天。”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社会形态与民族性，是特别富于人性与人情。历代学人的 著述，诗人的歌咏，也是特别着重于人道与人情的发挥。

其次，是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“民本观念”。从尚书泰誓中的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”到管子的牧民，到孟子的“民为贵，君为轻，”一直到明末清初黄 宗羲的原君，这种民本思想，是几千年贯澈到底。在历史经验的例证中，则从尧舜的禅让故事，到周太工的迁豳，到周历王的止谤，到陈涉吴广的起义，汉光武的复 兴，朱元璋的革命，在在为这个观念做说明。在政治制度方面，如前述的选举考试制度，与监察制度、谏议制度，都能发挥政治的功能，表现民本与自由的精神。在 中国历史上，很早就打破贵族平民的阶级，和君权神授的学说。我们可以说：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问，是一个“君权统治，而充满民本观念”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 里，人民常能享受很多的自由，君权有时反受到很多的限制。

这人道精神与民木观念，在中国历史上的潜在力量，是我们读中国历史时，所不容忽视的一项历史价值。